中金公司研报：未来1-2年存款平均利率仍有进一步降息空间

（二）型式化 法治国下的目的性创设使行政行为自始就具有丰富的价值内涵和明确的功能定位，而后世学者的努力，尤其是以法教义学为基础的阐发，更使这一概念具备了高度完备的技术性和型式性。

[28]可见，我国民事诉讼的立案条件实为实体问题的判决要件，与国外受理案件的条件相比较，是高标准的要求。援引的宪法条文内容不存在争议，其效力为大家认同。

合宪性解释方法并不是解释宪法，但是在判决中做遵守性援引时，如需援引无疑义的宪法条文或内容等文本，首先要了解文本的内涵，才能够准确援引。祖国大陆法院不具有解决立法请求权问题的裁判能力，在广义的立法方面，司法可以处理的问题也只能到达参照规章这一层面（参见2014年修订后《行政诉讼法》第63条），当事人也无从提起立法请求诉讼，所以法院进行遵守性援引时不能依据基本权的客观方面的功能去引用《宪法》第46条。[2]如马岭：《齐玉苓案批复的废止理由探析》，《法学》2009年第4期。有人认为：从民事责任上说，（罗案）是侵犯罗彩霞的教育选择权——一个学生有选择上某所大学的权利，没有报考某所学校而被录取，也是侵权。[27]同前注[26]，张红文。

许崇德：《宪法司法化质疑》，《中国人大》2006年第11期。2004年9月初，王佳俊之父王峥嵘找到她和罗彩霞两人的高三班主任张文迪，获得了罗的高考分数、考号、身份证号等相关信息。上述主张的另一困难在于，它无力对抗强大的价值个体化倾向。

在宪法宽容精神的笼罩下，少数人的价值自由能够获得来自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款的实质性支持，也得到了宪法程序的全方位保障。事实上，改革过程中越来越高涨的社会公正诉求，在这种单维的理解下，不仅无法获得承认，还可能与既有表达产生冲突。宪法文本实际上就是社会共识通过一个制宪者的行为，使得共同的价值转化成为具体的规范的内涵。四、社会核心价值：超越自由主义的一种思路自由主义道德理论的失败，本质是将人视为原子化的孤立个人，而淡化了人的社会本质。

这构成当代中国价值建设的体制性困境。当然，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由于人的需要因社会资源的紧张关系而发生冲突，价值之间也相应地会发生冲突。

如上所述，公正是对富强价值的延展，自由、平等、法治构成了民主价值的具体构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是文明价值的具体阐释。第二，政治领域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则的表述应继续坚持，但应结合当下改革实际和人民最为迫切的政治诉求予以具体化，这是由政治领域的具体价值来完成的。这一价值共识，伴随个体无处不在的社会化进程而客观存在，无须刻意地人为建构。这被韦伯称为祛魅后的现代社会所必然遭遇的诸神之战困境(诸价值领域不可消解的对立冲突)。

第一，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应调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这一具有独特品格的宪法价值体系，深刻地表明了中国宪法与当下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高度适应性，构成了宪法实施的动力基础。2.宪法价值体系的横向结构局限在横向层面上，宪法价值体系以社会主义的宏大话语涵摄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的不同价值追求，但却没有揭示出三大领域的具体关联所在，因而无法回应经济偏斜发展所致的困境。这一回避态度，一方面将道德自律交由个人(这是康德主义的基本立场)，放纵了个人趋利避害的本性，从而导致人与人间的冲突日益频繁。

这不仅是说这些争论没完没了——虽然它们确实如此，而且它们显然无法找到终点。核心价值的存在，并非追求一个没有冲突的机械稳定社会，而是试图以一种动态性的历程，通过明确个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为以各种形式存在的社会多元价值划定了各自的界限，搭建社会稳定的框架，在此框架内通过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价值认同，汇聚共同体的凝聚力，达致社会发展的基本共识。

据此而论，必须正视宪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在关联，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入宪和宪法价值体系的相应结构调整，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换为宪法的实质性价值共识，由此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宪法实施的双向互动。既有观点，或者将宪法序言视为无效力的存在，或者并未涉及宪法序言与宪法正文的关系，由此割裂了宪法文本的整体结构，引发不同程度的误解。

正是由于在如此深邃而宽泛的意义上体现人本和自由这一基本的道德价值，根本法则才获得广泛认同，普遍适用，且历久弥新，指引总是有时效的可变的实在法。五、社会核心价值经由宪法表达的意旨在以个体价值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社会核心价值若要获得独立地位，无非有两条路径：一则，如同人权一样通过向个体价值妥协而获得普遍承认。宪法对社会核心价值的确认，实际上是依据本国传统与现实生活审慎构建宪法价值体系，并由此进入宪法所调整的公共领域，进而推衍出宪法体制和宪法权利体系的过程。就此而言，核心价值的正当性阐述，是上述核心价值与社会发展联动机制的核心环节。[1]37这一特征，不唯是相对古典一元论更为多样化的价值状态的描述，更蕴含着现代社会对于个体价值宽容而无偏倚的中立立场。通观宪法全文，除在宪法指导思想中列明的富强、民主、文明的价值追求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所体现的人权保障价值外，现行宪法并没有设置专款明确表达中国宪法的具体价值。

二则，可寻求一个可资依靠的规范载体。这是作为现代社会基石的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在价值领域之彰显，同时亦是自由主义理念本身的内在构成。

韩大元教授指出：制宪的行为或者制宪的过程，就是把我们已经形成的一种国家和社会的共识规范化为一种宪法的内涵，也就是说通过制宪行为把一种共同的价值转化成为具体的宪法规范，使它成为宪法解释的一个依据和基础。应该承认，在现实政治生态中尤其是基层政治中，宪法民主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社会稳定(更多是机械式的社会稳定观)所遮蔽。

实则不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价值多元图景，其复杂程度远甚于西方，所面临之悖论亦更为深刻。作为指导思想与宪法价值体系的沟通渠道，《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在1982年《宪法》颁布、1993年、1999年、2004年三次《宪法》修改中，均在承继前一个阶段指导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不同程度的局部修改，由此既内在地维系了改革的前后衔接和连续性，又确认了最新的理论成果，指引改革持续向前。

另一方面，社会不断发展，其核心诉求亦随之不断升华，核心价值不断通过自身内部调整来适应这种变化，当达致某种程度时，核心价值的内部调整可能无法满足这一变化，此时就需要有另一种核心价值来替代之。因此，在一个充满活力、不断进步的社会里，核心价值之于社会形势变化的动态适应性，与作为常态存在的价值冲突的动态性所促发的社会螺旋式上升发展，其内在精神是一致的。而对于宪法而言，宪法确认社会核心价值，是宪法所由产生的逻辑根据，是宪法获得正当性和最高权威的理据。作为文化领域的基本价值，文明价值的表述过于抽象。

参见［英］乔治·克劳德：《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概言之，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优先地位的公共理性，已经利用其优先地位来为各种价值排序了⑥。

具体而言，立法体制应遵循立法民主原则，行政体制应遵循决策民主原则(包含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参与等具体价值)，司法体制应遵循权利救济原则(民主救济)，而自由、平等、法治则是其应有之义。不过，罗尔斯们极力否认这一点，以至于发展出所谓理由中立的接近中立观念。

相反，如果以西方宪法价值共识来评判中国宪法的具体实施，只能得到中国宪法规定得不好或者中国宪法束之高阁的错误结论。更为严重的是，有限的社会资源分配无法调和无限的各种价值诉求，现代社会既无法消弭价值冲突，还将直面冲突加剧，从而身处恶性循环之中。

［美］A.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在这个意义上，将其归为宪法价值体系的结构局限，可能是对宪法价值体系的过分责难，但毫无疑问，正是宪法价值体系在宪法文本上缺乏立体式的直观表达，才会降格其应有效力和宪法地位，致使其指引和规制现实改革的基本功能大大损减。[8]207核心价值的正当性阐述，不仅是核心价值的自我证成，也可以促使社会成员的社会观念的正当化，更能够以基础观念的变迁来促发社会制度的整体变迁。伯林指出：人类的目标是多样的，它们并不都是可以公度的，而且它们相互间往往处于永久的敌对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日新月异，诸种变化连环而发。普遍同意是核心价值证成之形式条件，但非必要条件。

宪法文本所规定的协调发展，尚未展现其现实效力。在依法治国的语境下，顺应社会核心价值之内在属性，应以宪法作为其规范载体。

多元价值之间缺少一个可以公度的尺度，因而缺乏一个可供交流融合的平台，遂只能以永久竞争的状态存在。尽管各自脉络并不一致，且互有诘辩，但其共通之处在于：以理性为基础，尝试提炼出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标准，从而为人的行为提供中立的道德论证，以此构成社会整合之道。